中国如何应对资金外流,保证我国资金不外流

防止资金外流,我国可以采取哪些货币政策,

一、保持战略定力，辩证看待中美贸易冲突对我国经济的负面效应，努力争取化危为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美国对我国部分出口商品增加关税确实会对我国钢铁、化工等行业出口有负面影响，但客观上也将倒逼我国产能过剩的行业进一步去产能、去库存。因此，要以十分的定力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降低无风险利率，减轻负担，为后续改革腾出资源和空间；同时，通过提振内需并有针对性地发展新兴产业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二、坚持审慎原则，实行稳定、谨慎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稳步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应理性面对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隐性不良等问题，继续实行渐进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避免形成像日本80年代所形成的巨大资产泡沫。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应该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持续、温和、谨慎地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留下余地；同时，避免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的风险。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过程中，避免在国际压力下过快实施金融市场化改革，应该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稳步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
三、深化对外开放，营造稳定有利的贸易环境。其一，提高对美贸易双向开放对称程度，主动化解摩擦风险。进一步放宽外商准入，逐步加快金融领域等服务业对外开放步伐；结合国内对外消费需求，降低相关美国进口产品关税，缩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减少两国矛盾。其二，继续推进与不同经济体和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建设。以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为抓手，强化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自贸区建设。发展与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的多边贸易关系。加快推进国内自由贸易区与自由港的建设。
四、未雨绸缪，做好应对贸易战的准备工作。由于和经济上对美国的过度依赖，日本在贸易争端发生时往往寻求和解而缺乏必要的反制措施，导致处处被动。中国应该吸取日本的教训，积极应对潜在贸易战。其一，准备好反制举措，加强应对性和报复性措施的研判，提前制定报复清单。其二，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联合维护全球化大局的国家，商讨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其三，针对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中违反国际规则行为，联合有关国家向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提起诉讼。其四，如果美国依然一意孤行坚持贸易摩擦扩大化，中国应当根据世贸组织规则提出报复性措施。

中国的资本是怎么悄悄外流的

转摘：
中国的资本是怎么悄悄外流的
2023-06-13 作者：刘锐
先看一组吊诡的数据。据中国海关总署，2023年12月中国大陆从进口的货物价值合美元1641亿，但是港府统计处称，同月出口大陆仅215.7亿美元。两者相差了1400亿美元。
同样的货物，为什么相差1400亿之巨，显然不是统计误差所能解释的。这1400亿美元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虚假贸易产生的。而这种虚假贸易是将资金转移出境的常用手段。提高对进口货物的报价，降低出口货物的报价，从而达到转移资金的目的。举例来说，一个中国公司从进口1万套玩具，每套5美元，即付给的公司五万美元。然后再将同样的1万套玩具出口给，每件只收一美元，收取公司1万美元。一来一回，相当于将转出了4万美元。
中国的资本外流数额巨大，据彭博社估计，仅2023年一年，中国的资金外流就达一万亿美元，而据国际金融协会的估算，2023年，中国还将有5380亿美元资金外流。
而这，只是庞大近年来中国流向境外的资本数额的冰山一角。仅2023年，中国的资金外流数额就高达数千亿美元。据国际金融协会（IIF）估计，2023年中国的经常账户有2500亿美元的盈余，但是流出中国的资金却高达5500亿美元，相差了一倍不止。这一数据跟摩根大通估算的6500亿较为接近。而彭博社的估算更为惊人，2023年，中国的资金外流高达1万亿美元。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经济学家Derek Scissors认为，如果如此巨大的资金外流只是暂时的，倒也不足为虑，但“如果持续两三年，问题就来了。”比如在刚刚过去的5月，国际金融协会估计的中国资本外流金额是270亿美元，2023年虽然尚未过半，但是该机构认为中国今年将有5380亿美元的资金外流，数目依然不小。
2023年10月8日，街头货币兑换商店门前，中国央行再次缩小储备。
资本外流并不一定是坏事，简单来说，中国只要用外币购买外国产品，就等于是资本外流。中国财团海外并购也是一种资本外流，但不见得是坏事。但中国的问题在于，越来越多的资本想逃离中国，想进入中国的资本也越来越少，两相对比，造成了中国资本外流数量庞大。
中国的资本外流，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非法”的地下钱庄进行的。国家管理局发布的《国家管理局年报2023》中的数据可见一斑，参与破获地下钱庄案件 60 余起，涉案金额超万亿元人民币等。有的公司为了成功转移资金，甚至采用了一种颇为新颖的手段：先是伪造公司，然后和这个公司打官司，故意输掉，然后将“赔偿”转移到美国。
不论是中国的企业还是个人，都在利用地下钱庄、购置地产、购买境外保险等各种合法的不合法的手段转移资产。
不仅是企业忙着往外转移资产，有钱的中国人也开始用脚投票，纷纷打入敌军内部。由于中国规定，个人每年最多只能向国外转账5万美元。但向来以爱钻空子闻名的中国人不会被这一纸规定拦倒，发动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每人给自己携带或汇款5万美元，聚沙成塔，能将不菲的转移国外，这种方式在国内常被称为“蚂蚁搬家”。有的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将大额藏匿身上，人肉转移资金。也有很多有钱的中国人通过购买地产转移资金。今年5月份，19岁的加拿大中国留学生周天宇豪掷1.6亿人民币购买加拿大一所豪宅，引起国内喧哗。这并不稀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近2000名学生的家长想在美国买房。
但蚂蚁终归势单力薄，很容易就被捏死。随着中国资金外流越来越严重，意识到，要不仅密切关注大宗的资产转移，对个人的涓滴也毫不手软，可谓“老虎苍蝇都不放过。”2023年9月，局下发通知，严防个人购汇分拆交易（也就是蚂蚁搬家），必要时拒绝购汇申请。据《纽约时报》2023年2月份的报道，深圳的银行要求兑换一万美元以上金额的用户提前一周预约。
2012年7月30日，北京38名被告涉嫌非法套现5亿在西城法院受审。/视觉中国
“（资本外流）是对中国经济前景丧失信心的标志，”经济咨询机构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Julian Evans-Pritchard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显然，面对巨额资金外流，中国不会坐视不管。资本外逃与货币的汇率息息相关，为了防止人民币出现断崖式贬值，中国动用巨额储备，力保人民币不出现大幅度贬值。从年6月到2023年底，中国的储备从3.99万亿降到了3.3万亿美元，降幅达6630亿美元，其中光年12月，就降了1080亿美元。这么巨量的减少，要么是外流到境外，要么是被中国花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储备减少太多，会促使资本外流更加严重。
中国早就意识到了资金外流的严重性，不仅在宏观上想力保人民币价值，在微观层面也采取各种方式，围追堵截资金外流的渠道。
运动式执法是中国惯于将经济问题化处理的典型样本。除了在宏观层面加强调控，地下钱庄也一直是资金外流的主要渠道，显然要堵死这条道。2023年4月，公安部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管理局等部门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转移赃款专项行动。按照官方口径，4个月时间里，公安机关捣毁地下钱庄66个，抓获嫌疑人160多名，总涉案金额超过4300亿人民币。2023年8月开始到11月末，公安部又发起全国范围的打击地下钱庄行动。透过官方话语，我们能依稀看到他们打击地下钱庄的用意所在，“一些‘灰色资金’通过地下钱庄跨境流入流出，……对我国管理造成严重影响和冲击……”
深圳地下钱庄使用的印章。
2023年底，浙江警方破获了迄今为止涉案金额最高的地下钱庄案件，涉及金额4100多亿人民币，光是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就有100人，遭外管局行政处罚的超过200人。这起案件正是向海外转移资金的典型。
2023年2月，中国局要求，使用银联卡在境外购买保险的单笔金额不能超过5000美元。此举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购买境外保险是向海外转移资产的常用手段。通过购买保险，可以将人民币直接兑换成美元，达到转移资产的目的。
巴西经济学家Stephen Charles Kanitz曾经愤愤不平地说道，“为什么美国人把钱放到国外就是‘外国投资’，而阿根廷人这么做就是‘资本外流’？”其实，到底是“外国投资”还是“资本外流”，取决于形式，对于虚假贸易、地下钱庄、购买境外保险等形式的资本外流，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外国投资。

中国如何管制流出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资本外流”成为了不少媒体、机构的热点话题，其中不乏对“中国资本外流加剧”的担忧。那么资本外流对经济生活有什么不利影响？
外流的资本在外流之前，在本国是以资产的形式存在的，比如股票、、房地产、实体企业等等，或者干脆存在本国银行吃利息（这种情况是本国的利率必须高于资金来源国的贷款利率）。当大规模资本外流时，必然伴随着对本国资产的抛售，因而就会带来本国资产的暴跌。比如抛售房地产，抛售股票等。
若本国的储备不是足够多，即当外流的资本超过了本国的储备量时，由于本国央行无法按现有的汇率向外逃的资本者兑现，所以只能宣布本国货币对外国货币贬值，而这会进一步加剧仍然在本国的外资的恐慌，进一步加剧外资的出逃，形成恶性循环.....暴跌的资产价格会引发众多的资产持有者（如银行、企业、个人等）亏损，最终因资不抵债而破产......，本国金融市场、实体市场出现极大的混乱，即，危机。发端于金融市场，由金融危机最终演变为经济危机。
据今年1月数据显示，中国的储备去年减少了7,000亿美元。这种大规模的资本外流不仅使中国的经济转型变得更加复杂化，也增加了其他新兴市场面临的风险，这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本外流现象。
与中国相比，俄罗斯的资本外流现象造成的影响则更加严重。俄罗斯是近期出现大规模资本外流的另一个主要国家。、2023年俄罗斯资金流出规模为3,300亿美元，相对于俄罗斯经济规模来说，资本流出规模已相当高，造成的影响也更加深远，并引发卢布崩盘、经济急剧萎缩和流动性收紧。
而与之相比，中国一直未出现俄罗斯的情况，这显示出中国的经济实力（比如坚实的资本账户盈余），以及仍有政策工具可加以利用。蒂尔顿说，中国不需要彻底阻断资本外流，加以控制即可。
自去年12月起中国为控制资本外流所采取的八项管制措施。
1.加强向海外转移资金的监管，检查是否存在分批转移以购买资产的行为，并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惩罚。
2.控制离岸人民币供应，提高做空人民币成本。
3.限制企业购买。
企业只能在实际支付款项前的五天之内购买，之前企业可以自由决定购买的时间。
4.暂停外资银行的部分业务，为防止资本外流进行套利。
5.冻结境外投资额度。
6.推迟开通深港通，中国起初计划去年开通深港通，但由于内地股市大跌，深港通计划一再推迟。
7.打击银联借记卡的非法使用。
8.打击地下钱庄。

从4个方面说一下2009年我国应付金融危机时采取了哪些措施保证了经济的高...

2008年春天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很象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泰国。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爆发于泰国，然后迅速在亚洲各国蔓延。
中国在2008年之前的几年中经济增长率过高，导致2007年出现了显著的通货膨胀，同时外国资金以直接投资甚至债务形式大量涌入，房地产价格连年暴涨，2006年和2007年股票价格的暴涨更达到惊人的程度。而到2008年春天，某些城市的住宅价格已经开始下降，股票价格暴跌，为扼制通货膨胀而不得不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导致经济的冷却，这确实有点象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泰国的情况。
不过，2008年初中国的经济形势与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泰国有两点根本的不同：首先是泰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前有高得惊人的经常项目逆差，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高达8％，而中国却一直有可观的经常项目顺差；其次是泰国在危机爆发前实际上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泰国货币对美元固定汇率，而中国在2008年之前早已使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实行了灵活的浮动。
这两方面的差别使中国有可能避免陷入泰国当年那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即使出现了某些危机现象，中国发生的经济问题也完全有可能不象泰国陷入危机时那样急剧、那样具有戏剧性。1997年泰国急剧陷入金融危机以一个戏剧性的事件为标志，那就是泰国由于储备迅速流失而无法维持泰国货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而不得不让泰铢对美元在1997年7月2日大幅度贬值。在中国出现的宏观经济问题可能不会这样戏剧性地急剧爆发，但是慢性地逐渐出现类似的问题则完全可能。
中国的经济现实与上述历史教训的比较说明，当前以及今后的中国确实存在着再现东亚金融危机的危险，不过我们完全有可能以足够的事先防范化解这场危机，至少使它缩小为一个不很显著的宏观经济冲击。
当前中国在宏观经济上面临着两方面的威胁，我们应当同时防范这两方面的危险，同时作好两方面的应对准备：一方面，应当冷却过热的经济，遏止通货膨胀，防堵过多流入的外资，这仍然是目前的经济政策的重点；另一方面，东亚金融危机和各国经济波动的教训都告诫我们，必须防范宏观经济中发生的“骤变”，防止冷却过热的经济的过程中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防止由此引发的资金外流造成金融灾难。
在前一方面，目前中国的经济仍然过热，这种经济过热的必然后果之一是高通货膨胀。中国经济已经持续5年以超过10％的增长率增长，最近两年的增长率更高达11％以上。这样连续地超过9％的经济增长在当前的中国是不可持续的，它不仅使中国出现了高通货膨胀，而且进一步以这样的速度增长会使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造成各种混乱并最终必定引发“骤变”，使经济增长率下降，而那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就只能通过突然的危机和经济衰退来实现。
与最近几年经济过热相伴，中国的城市住宅售价连续多年急剧上升，股票市场价格急剧暴涨，出现了不容置疑的泡沫经济。这样的经济泡沫迟早会破灭。最近几个月的股票市场价格暴跌，充分暴露了此前一年中股市泡沫生长的危害，说明了“搞牛股市”的政策是非常错误的。某些决策者曾经以“发展房地产业”为借口默许城市住宅价格上涨，曾经纵容股市泡沫，实行“让股市牛起来”（虽然是“慢牛”）的政策。目前城市住宅售价的急剧波动和股市的价格暴跌表明，这样的政策给中国经济制造了巨大的灾难。
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目前中国的流动性过剩，货币与准货币的余额相对于名义的总收入过高。而这样多的货币与准货币首先是由过多的基础货币创造出来的。不仅如此，中国的储备过多并且还在急剧增加，逼迫中央银行不得不过度发行基础货币，这早已成了造成中国基础货币过多的根源，而且它还迫使中央银行不得不强制发行所谓的“中央银行票据”以在储备过多的情况下降低基础货币的发行额。2008年春天中国的储备高达1万5千亿美元，过多的储备已经成了对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威胁。
而这样过多的储备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多年积累的经常项目赢余，另一方面是多年流入的外资。2007年我国的对外贸易顺差达2622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总计为747亿美元，仅此两项就会增加3千多亿美元的储备。
我国自1994年以来每年都有显著的对外贸易顺差，是资金的净流出国，本来不需要引进国外资金。但是由于一直实行实际上歧视本国企业的畸形吸引外资的政策，造成了过多的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涌入，形成了资金在国内外之间大规模双向对流的畸形现象。例如2006年我国的储备增加约2470亿美元，当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几乎与此相等，我国在资本和金融项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投资性资金流出近1600亿美元。在那一年的经常项目顺差下，这样的资金流出本来可以使储备只增加不到900亿美元，但是由于那一年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各种资金流入仍然高达1600多亿美元，造成我国的储备在那一年又增加了近2500亿美元。那一年的另一个怪现象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下货物“进口”所造成的资金外流比海关统计的货物“进口”小了约400亿美元，使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货物贸易顺差比海关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大了约400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对外负债、主要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吸引的外资流入至少达8千亿美元以上。这些流入的外资实际上没有在中国得到使用，而是变成了储备又流出到国外。如果没有这些过多流入的外资，中国的储备将维持在7千亿美元这样一个一点都不算低的合理水平。外资的流入是中国储备过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已经成了造成中国经济过热和泡沫经济、威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因素。
在这一方面，中国目前要扼制经济过热，通过减少货币总需求降低经济增长率，遏止通货膨胀，就应当同时辅之以防止过多的外资流入，通过减少累计的外资来降低储备。这是目前中国经济政策的重点。
但是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对过热的经济降温的历史经验都说明，在成功地反通货膨胀冷却过热的经济之后，一国的经济通常都会发生“骤变”，不仅过热的经济会变成过冷从而增长率过低、失业率过高，而且企业的高盈利会变成低盈利、高亏损，表面上回报状况良好的金融系统会变成坏账和违约极多甚至各种金融交易瘫痪。这样的“骤变”如果任其发展，市场经济中的交易会停顿，整个经济会陷入危机和衰退。而在目前的全球化经济中，这样的“骤变”还会导致资金从内流变为外流，使一国货币在汇率上贬值，甚至导致一国陷入对外支付上的危机。
东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表明，这样的骤变往往发生于过热的经济降温、股票和房地产的价格崩溃性暴跌的过程中。这种过程中的资金转向外流直接造成在泰国爆发了东亚金融危机，而这种资金转向外流及其造成的本国货币贬值又在东亚国家引发了进一步的金融灾难。
目前中国的首要问题还是储备过多造成了过多发行货币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资金从内流转为外流似乎并不是一件坏事。在过热的经济降温的变化开始时，美国与其它国家的外国资金撤出中国在当时确实并不是坏事，因为它可以减少过多的储备并由此缓解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
但是资金转向外流起源于对一国投资信心的崩溃，这种投资信心的崩溃通常会造成过度的资金外流，而且资金外流本身也可能进一步加深一国的金融灾难，从而反过来造成进一步的资金外流。资金转向外流会通过某些传导机制造成进一步的金融灾难：在资金转向外流时，企业和金融界的资金—债务链断裂使金融体系解体；资金转向外流造成的本国货币贬值使本国金融财富减少，并因此而减少本国的总支出。这些都会在资金转向外流的国家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和失业剧增。这样，即使在今日的中国，外资的大批撤资及与其相联系的资金转向外流也可能变成金融上的崩溃，我们必须严密地关注这样的动态演化，严防资金转向外流演变为冲垮中国金融体系的金融崩溃。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目前我们一方面应当坚决实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冷却过热的经济，遏止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则要防范宏观经济形势的“骤变”造成金融危机和严重的经济萧条，防范宏观经济形势“骤变”为资金急剧流出、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和失业剧增。在反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取得初步的成效之后，最重要的就是防范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
我们当前在这两方面陷入的两难境地，来源于巨额资金在我国的国内与国外之间的猛烈跨国界流动：当这些资金大量涌入时，我国的储备激增，造成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当大量资金急于流出中国时，我国就会面临东亚国家经历过的那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我国之所以同时面临这两方面的威胁，其原因都在于放任外资流入和流出，放任外资企业在中国自由发展。
中国货币对美元浮动的幅度极为有限，中国又一直有巨额的对外贸易顺差，这使资金的跨国界流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显得相当特殊。但是，资金跨国流动的这种不良后果对当今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由于当今的交通运输和资金流动极为便利，资金的大规模跨国界自由流动，成了任何国家的稳定宏观经济形势、同时防止经济过热与过冷时所面对的最大难题。
就是在美国这种国家，虽然货币汇率的波动很大，长期有巨额的对外贸易逆差，但是资金的跨国界流动也同样放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当宏观经济过热时盈利率显得很高，外资的大量流入使本国货币汇率升得过高，通过使进口品廉价而压低了消费品的价格并抑制名义工资的上涨，使企业的盈利显得更高，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过热；当宏观经济萧条时盈利率显得很低，资金的大量流出使本国货币的汇率降得过低，通过使进口品昂贵而提高消费品价格，增加名义工资上涨的压力，使企业的盈利显得更低，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萧条；资金的外流还会使本国金融体系陷入混乱，造成资金融通困难，由此而加剧经济萧条。
这样，抑制资金的跨国流动实际上为每个国家稳定本国经济、抑制本国经济在过热与萧条之间过度波动所必要，尤其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目前中国境内外资金的跨国界对流已经大到了完全不必要的程度：我国是资金净流出国，但是一年至少有6百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这样大的资金流入，这意味着我国一年的境内外资金跨国界对流至少为6百亿美元；而前边列举的2006年的情况则是境内外资金跨国界对流达到了1600亿美元。目前我国储备过多形成通货膨胀压力体现的主要就是这样的资金跨国界对流。
为消除金融危机的隐患，缓解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必须尽量减少这样的资金跨国界对流性流动。这又意味着尽一切可能缩小外资流入的总规模，因为在我国有长期持续的巨额经常项目顺差时，以外债和外商直接投资形式流入的任何外资都是资金的一种跨国界对流。
中国最近十几年来股票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表明，中国的资金所有者们对预期的价格波动造成的收益变动极为敏感，有极强的资金流动倾向。在这样的情况下允许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等于让资金毫无限制地在境内与境外间自由流动。一旦境内的资金所有者对中国的金融资产特别是银行的安全性发生怀疑，要将几十万亿的银行存款兑换成外币输往国外，甚至要将手持的中国股票、房产等变卖再兑换成外币，中国的储备绝不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那就会造成剧烈的资金外流并引发金融危机。那时，由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以自由兑换，中国的货币政策当局就失去了任何防止金融崩溃、稳定金融体系的手段。
现在我们需要尽量制止资金的跨国界对流，以此来防止中国的储备进一步增加并适当减少中国的储备。目前达到这些目标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法，是严格抑制新外债的借入和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尽快清偿已有的外债，回购境内的外资企业所有权，总的目的是减少中国所欠的外债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金。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以减缓中国储备的进一步增加甚至减少储备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方法是，允许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让对外投资的公众购买储备的；第二种方法是通过商业化经营的“主权财富基金”（如投资基金）用储备购买国外资产，将官方持有的储备变为由商业化基金持有的外国资产；第三种方法是以储备的偿还外债、回购境内的外资企业，减少中国所欠的外债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金。前两种方法不可能减少资金的跨国界对流，只有第三种方法才可能减少资金的跨国界对流。不仅如此，也只有第三种方法才是真正同时扼制经济过热和过冷的骤变的有效方法。
目前中国的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能自由兑换，因而本国公众不能自由地购买到国外投资，中国人清偿外国债务和外国人撤回在中国的投资时在法律上也无权自由地购买。但是实际上，按照国际上的惯例和一般人的情理，相对于不准本国公众自由购买到国外投资，不准清偿的外国债务和外国撤回的投资兑换成要困难得多，引起国际纠纷和招致外国在经济上报复的可能性也大得多。因此，即使在目前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能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也应当承认，通常我们有义务为清偿的外国债务和外国撤回的投资兑换。这就意味着，即使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能自由兑换，也应当将中国所欠的全部外债和全部外商直接投资都视为中国在方面的“隐性偿付义务”。
从这个角度看，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能自由兑换的条件下，当经济衰退的骤变导致大批资金想流出到境外时，国内的外债和外资直接投资的资金越少，对外的“隐性偿付义务”就越少，能够流出到境外的资金就越少，本国经济由于资金流出所受到的冲击就越小。仅就此一点，动用储备以减少国内的外债和外资资本金就是同时扼制经济过热和过冷的骤变的最佳方法。
由于很难监管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内部的这种跨国界的资金流动，还由于这种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还有上述种种不利于中国的弊端，我们应当对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和跨国经营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加以足够的限制。应当要求所有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将其在华的分支机构、工厂尽可能分立为独立的在中国经营的企业，形成在中国注册的独立的企业法人，至少也要分立为有独立的资产负债表和盈亏核算的独立经营单位，以便于中国的管理部门监管其跨境资金流动。中国目前正在实行宏观经济紧缩，人民币的存贷款利率都在提高；而美国为了应付次贷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正在不断降低利率。人民币利率可能高于美元利率这种差别使美国等国的资金有更强的动力涌入中国，空前地加大了造成中国宏观经济不稳定和未来发生骤变的危险。
在目前的金融形势下，我们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强行制止新的外资流入中国，通过严格的监控和打击来防止外资以假进口方式流入，严厉地监管并控制外资企业、外国金融机构的跨国资金流动，清理与清偿外债和外资企业的资本金，以此尽可能减少中国的储备。具体的政策措施包括：
——严格监控和严厉惩罚以伪装的出口或进口对境外流入资金或流出资金的任何行为。在目前外资还在大量涌入中国时以监控和打击伪装出口流入资金的行为为重点，今后若出现大量资金涌出到境外的苗头时，则以监控和打击伪装进口流出资金的行为为重点；
——尽可能减少积存尚未清偿的外债，其中包括中国境内法人和自然人对外国所欠债务、贸易信贷和发行的等。原则上对所有这些外债都采取“只准还不准借”的做法，以强制境内的单位和个人清理与清偿外债，尽可能早、尽可能多地偿还国内目前所欠外国的债务，停止任何形势的外债流入。
——严令禁止国内的一切企业、机构、个人借入新的外债（包括发行和接受贸易信贷）；确实需要以债务形式增加经营资金者，必须由中国国内的银行以人民币贷款提供资金；经营需要增加外币资金者，必须以其所有的人民币资金通过在中国境内的银行购买中国的储备，向其售出者，只能是中资银行或在华的独立的外资银行，这些银行的资金只能来自向中国人民银行购买；外商在华金融机构必须与其境外总部分立，并且不准再从国外调入任何新的资金。
——严令国内所有的企业和个人尽早、尽多、尽快地偿还目前所欠外国的债务（包括履行任何形式的所规定的偿付义务）；拖延不履行偿还外债义务者，应以法律手段强制其尽快履行偿付义务；对任何无力履行偿付外债义务者应立即启动破产程序，并尽快完成破产清算，以结清其所欠外债。
——尽可能停止新的外商投资流入。
首先是一律禁止任何金融投资性的外资流入，只允许外商和外资以对中国进行新的“绿地投资”即兴建工厂、安装设备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投资，并对此类投资也加以严格的监督和控制；国内现存外商投资企业经营中资金周转发生困难而又无法遵照前述规定获得贷款者，其出资人可以增加资本金的方式向其注入新的资金，但是新增资金只能用于在中国国内购买原材料等经营用物资和支付员工工资，严禁将资金移作它用；
为达此目的，应尽可能制止外资对境内中国企业的任何收购和并购。相应的政策措施包括：
立即禁止将任何国有企业、国有的任何企业股权出售给任何外商、外资企业和其它外国单位包括；
明令规定：在外商对中国国民的非国有企业进行收购、参股时，其所占股份总计不得超过49％，中方的出资人如果由于资金不足而无法使其对企业持有股份达到51％的，由国有的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投入相应的资金补足并形成相应的国有股权；
尽可能停止中国企业在境外的上市、发行股票和。中国企业在国外新发行的任何股票和都应被视为新的外资流入，必须经过相应的部门严格审批并受相关部门严格监控。目前原则上应不再批准中国企业在境外发行新的股票和。
尽量减少新在中国开设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再批准开设新的没有实际投资于工厂和设备的“绿地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
——对于批准允许的外商对中国进行的新的“绿地投资”，应尽可能将项目的所有者变为中国的国有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
对产品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或能够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的企业，要求项目必须由中方占有51％以上的股权，且销售渠道和网络必须由中方控制；
对产品主要在国外销售且投入主要由国外进口的投资项目实行严格限制。在储备激增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原则上如果外方不向中方交出供销渠道并同意中方控股者，至少暂时不再批准其在中国境内再建立此类新项目。
——尽快有计划地由国有的控股公司和投资基金逐步回购在境外股票市场中上市的境内企业的股票、境内企业在国外发行的；
——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强制收购外商在华投资企业或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减少外资在中国境内持有的企业资本金，通过购回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而减少中国对外的“隐性偿付义务”。此种收购，应由专门的中国国有控股公司、投资基金进行。
收购的先后次序应当为：首先是原为中国企业、只有部分股权为外资持有的企业的股权，特别是中国各大银行的股权；其次是产品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或能够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的企业或其分支企业，收购时原则上应要求中方必须持有企业51％以上的股权，且销售渠道和网络必须由中方控制；最后再考虑产品主要在国外销售且投入主要由国外进口的企业或其分支的收购。
——应当首先根据部门和行业的特征而确定以本国资金对外资企业或外资持有的中国企业股权的强行收购。有些部门应当进行全面的内部重组，强令外资全部退出，现有的外资企业或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则由国有的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收购。这样的杜绝外资进入的行业包括：与军工生产有关的所有企业、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如公用事业包括水务事业。特别是对银行业，应当保持其民族特征，应当强行赎回前几年卖给外资的各银行的全部股权，并以立法禁止外资购买中国的银行的股权，并尽可能限制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经营。
——应当考虑逐步恢复对外资在中国境内持有的企业所有权的限制，硬性规定外资持有的任何中国境内企业的股权不得超过该企业全部股权的49％。
过去的类似政策没能坚持下来，是由于许多合资企业被外资控制了产品的销售和投入的采购，外资企业通过压低产品的销售价格和投入的采购价格转移了合资企业的利润，造成合资企业的亏损；特别是依靠向外资企业所在国出口产品的合资企业，即使是由中方控股，但是由于被外方操控了出口销售渠道，合资的外资企业通过上述的价格操控而转移利润，造成合资企业亏损，最后逼迫合资的中方只好放弃控股权。这些失败的引进外资的经验说明，在外资企业实际掌控产品销售、特别是通过出口掌控产品销售的情况下，即使中方掌握合资企业的控股权，中方也无法使合资企业的经营有利于自己。这种情况是妨碍强制实行中方对合资企业控股的最主要因素。特别是由外资控制的出口导向，必定会使我国在企业合资中处于上述的两难境地。
要强制实行中方对合资企业的控股，就必须限制那些由境外总部控制采购和销售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活动，特别是严格地限制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活动。
——为扼制中国房地产业中的投机和投机性外资的流入，必须立即禁止外国人、外国企业购置中国的房地产，已购入者应限令其限期以公平价格售出；
——为扼制投机性外资的流入，应进一步加紧限制外国人、外国企业购买中国上市公司股票，并逐步走向最终禁止外国人、外国企业购买中国上市公司股票；
——为维护中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防止发生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崩溃性恐慌，防止在股票和房地产价格过低时形成要求外资购买救市的需要，中国应建立专业的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在股票或房地产价格过低时购进股票或房地产以稳定市场。
对股票市场，应建立股票价格平准基金，在股票价格普遍过低、平均市盈率已经显著低于存款利息率的倒数时大量购入对股市有稳定作用的股票；
对房地产市场，也应在房屋售价已经显著低于未来房租的贴现值时购入城市的一部分房产，以稳定房地产市场。
中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有可能发生恐慌性的崩溃，这种崩溃有可能导致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陷入危机并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应及早作好应对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崩溃的预案和组织准备。组建股票价格平准基金和购买房地产的机构，就是应对危机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准备。
——上述政策措施涉及到一系列使用资金的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如购买外商投资项目所有权的国有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购买外资企业所有权或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的国有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股票价格平准基金、购买房地产的机构等等。需要以法令形式确定这些国有财产经营机构的法律地位，这些机构的资金由财政部发行专门的建设筹集，其运营由财政部和国资委等部门联合监管。这些机构运营中需要的外币资金，由财政部发行专门的建设筹集，这些由国内银行以其持有的中央银行票据认购，而这些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将所获中央银行票据兑换为外币使用。
——上述所有各项措施，都应当有利于建立并稳固地维护由中国自己本国控制的完整的产业链、资金链。这种完整的产业链、资金链是中国在未来不会受经济波动和外来冲击的各种危机很重打击的根本保证。
面对中国当前可能发生的两方面危机，千难万难，有效地控制资金并适当地实行再国有化就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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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不希望本国资金外流?

如果产生了严肃的外流，若在短期之内发生剧烈的资本外流，甚至可能发生中央银行或者国内其他银行所持有的外币储备枯竭的情形，严重的甚至会导致进一步的危机，甚至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这是十分严重的情况。

为什么要限制流出

、扩大本国的商品生产，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国内物价
1、扩大本国的商品生产：通过判雀管制限制外国商品的输入，促进本国商品输出，以扩大本国的商品生产。通过管制来限制威胁本国幼稚产业存在与发展同类廉价商品的大量进口，同时鼓励本国产品出口，可以使国内幼稚产业在国内市场通过规模扩张而迅速成长起来，促进民族经济的提升和发展。2、保持国际收支平衡：通过管制限制资本外逃和投机，以稳定汇率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保持汇做备率稳定是发展对外经济的先决掘胡早条件，平衡国际收支是任何国家始终坚持的经济政策目标之一。国际收支一旦恶化，本币汇率下跌，导致资本外流，加剧国际收支逆差。运用管制可以限制资本外逃和投机，达到稳定汇率和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的目的。3、稳定国内物价：通过管制稳定国内物价，避免由于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对国内经济造成冲击。管制可以阻断国际通货膨胀的输入。国际通货膨胀可以通过商品贸易传入国内，引发进口型的通货膨胀，货币趋于坚挺的国家常面临外国资本的冲击，通过管制，限制商品的进口和资本流入，阻断国际通货膨胀的传入，维护国内物价水平的稳定。